肿瘤瞭望 :听说您在出国留学的时候 也是以很高分的分数取得的公派资格,您能否分享一下这一段经历?
张建国教授:当时哈医大是以成绩留校,外科对分数要求相对较高,我第一个志愿恰恰是留在哈医大二院的外科,后来也是在普外专科读的硕士。当时的普外科并没有那么细致的分类,乳腺、甲状腺、肝胆胰、外周血管等,从头到脚,无所不包。彼时我们已经在医院毕业工作五年了还默默无闻,年轻人都还想更进一步的,当时我的外语成绩一般,除了学习专业知识以外,我还利用闲暇时间通过了WSK(全国外语水平考试)和 EPT(全国医学外语考试),也考了托福,于是考虑出国留学,那时院里出国的名额很少,但国家教委有名额,因此我决定考公派留学。时至今日,我对国家教委录取的消息记忆犹新,那天,一名患者拿着《光明日报》问我:“你们医院除了你还有叫张建国的么?”,我说只有我一个,他指着报纸说:“看!你被录取了!”。那一年,是1997年。
1998年6月,我去往瑞典卡洛琳斯卡医学院,当时我国器官移植领域刚刚起步,我就选择了这个方向。当我第一次出国来到西欧时,真的被深深震撼到了,医疗技术、科研、教学的差距都特别巨大。在国外的日子里,我总是在想国家花这么大力气公派我们留学,决不能浪费这来之不易的机会。我们的知识储备不够,技术不如人家,于是我们白天去实验室,晚上雷打不动的看书到1点,虽然累,但不能浪费一点时间,可以说在国外真的非常拼。现如今大家回国后在各个医院大放光彩,作了很多的贡献,总算没有辜负国家的心血。
肿瘤瞭望 :您刚刚讲述了您的留学经历,从普外科的多领域到肝移植专业一路打拼,再到现在您在乳腺领域取得了辉煌成就,您是因何扎根乳腺领域?
张建国教授:我在1998-1999年学习肝移植免疫方向,99年回国时恰逢国内医学起步,当时的院长认为普外科从头到脚全都囊括进去肯定不行,不够精专,必须由全科逐步走向专科化。于是院里决定让我做乳腺癌的带头人,由我牵头建立乳腺科,由于外科手术的基础相通,在老院长的建议下,我慢慢转变了我的研究方向。2000年,我正式开始了乳腺专科的建设工作,虽然哈医大二院是黑龙江省的一面旗帜,但当时缺乏专科基础,每年200-300例乳腺癌患分布在了普外各科室,术式非常单一,仅有根治术或改良根治术。那时我了解到北京、天津等地的肿瘤医院也在开展乳腺癌专科建设,我们积极交流学习,分享经验。2002年,我再次由国家公派去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院MAGEE医院学习乳腺外科的治疗,从此彻底扎根乳腺领域。
肿瘤瞭望 :您当年从零开始,一手建立了乳腺专科,作为哈医大乳腺外科的学科带头人,您认为年轻医生应具备怎么样特质?
张建国教授:首先我衷心地欢迎大家选择从医。作为一个老医生,我想说学医这条路十分漫长,需要终生学习,永不停歇。而对于科研,不可能面面俱到,要抓住一个方向,矢志不渝,比如我转到乳腺癌淋巴道转移方向已坚持了约二十年的时间,科室七项国自然基金都是乳腺癌方向,所以我建议年轻医生要有恒心、有毅力,咬定青山不放松。
肿瘤瞭望 :在您数十载的乳腺癌临床工作中,一定有让您印象深刻的患者故事,也正是这些患者的治疗推动您不断精益求精,您能否分享一下?
张建国教授:在建科之初,乳腺癌治疗大多只有一个术式,如今乳腺癌的外科治疗可谓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年军事医学科学院的江泽飞教授作了关于《我与中国乳腺癌发展的二十年》的专题报告,这个报告不仅是个人、科室的缩影,更是中国乳腺癌专家团队的成长史。在过去许多同行不理解新辅助治疗,认为乳腺癌不选择尽早切除,反而进行术前化疗诱导,担心会使患者错失手术机会,如今我们看到新辅助治疗让更多不可保乳的患者实现了保乳,全身性系统治疗结合手术实现了更好的疗效。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乳腺癌已经进入了精准治疗时代,但即使如此,仍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不少患者依旧会留下遗憾,治愈乳腺,任重道远。我记得两年前有一个患者,身材高挑,十分年轻,病理显示为HER2阳性。彼时国内抗HER2药物只有曲妥珠单抗和拉帕替尼,帕妥珠单抗尚未获批。她经过术前一轮治疗后进行了手术,非常遗憾的是治疗后患者很快复发去世了。但同样的患者,在今天经过双靶治疗就能达到了完全缓解,转移灶也能消失。前后仅仅相差不过一年,临床结局截然不同,不禁令人唏嘘。在感叹的同时,真是非常感谢国家对于新药上市的速度加快,让更多患者取得了生存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