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状腺癌是全球高发癌种之一，近年呈上升趋势，其中90%为分化型甲状腺癌（DTC），一旦进展，10年生存率仅为10%，寻求DTC全程管理策略，是维护人类命运共同体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2021年8月28日，由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甲状腺癌专家委员会、中国临床肿瘤学会核医学专家委员会携手国内外专家共同构建亚洲医疗共同体，成立亚洲甲状腺癌联盟（ATCA，Asian Thyroid Cancer Alliance）。2022年8月27日，ATCA成立周年之际，在CSCO、ATCA的号召下，中、日、韩、印、新加坡等多国学者共同剖析DTC管理现状，纵览亚洲，剖析热点，谋定共识！
编者按：甲状腺癌是全球高发癌种之一，近年呈上升趋势，其中90%为分化型甲状腺癌（DTC），一旦进展，10年生存率仅为10%，寻求DTC全程管理策略，是维护人类命运共同体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2021年8月28日，由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甲状腺癌专家委员会、中国临床肿瘤学会核医学专家委员会携手国内外专家共同构建亚洲医疗共同体，成立亚洲甲状腺癌联盟（ATCA，Asian Thyroid Cancer Alliance）。2022年8月27日，ATCA成立周年之际，在CSCO、ATCA的号召下，中、日、韩、印、新加坡等多国学者共同剖析DTC管理现状，纵览亚洲，剖析热点，谋定共识！
周年盛会
开场致辞
在大会执行主席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陈立波教授和大会主持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中西医结合医院徐书杭教授的介绍下，大会联席主席中国北京协和医院林岩松教授、日本泉州市综合医院觉道健一教授（Dr. Kennichi Kakudo）、韩国庆北（国立）大学医院安秉喆教授（Dr. Byeong-Cheol Ahn）为大会致辞。三位大会主席回顾了2021年ATCA成立的盛景，历数了近年来各位专家在甲状腺癌领域开拓前行的事迹，并隆重宣布第二届亚洲甲状腺癌联盟大会正式开始。
纵览亚洲
中日韩分化型甲状腺癌管理概览
陈立波教授、伊藤研一教授（Dr. Kenichi Ito，日本信州大学医院外科乳腺和内分泌组）与安秉喆讲授分别概览了中、日、韩DTC的管理现状。
陈立波教授指出，2022年发布数据显示，中国每年甲状腺癌新发20.3万例，为女性第三位高发癌种，其中乳头状甲状腺癌（PTC）占绝大多数，增长速度略低于韩国，但高于日本。过去十年里，中国专家制定了一系列DTC诊疗的指南与共识，陈教授解读了《CSCO DTC诊疗指南2021版》要点。在诊断方面，血清甲状腺球蛋白（Serum-Tg）和细针穿刺洗脱液甲状腺球蛋白（FNA-Tg）作为DTC的生物标志物，可结合超声、FNA和分子检测进一步明确诊断。分子分型的发展可能为治疗方案优化和预测疗效提供新的方向。在治疗方面，传统的手术治疗、碘-131（131I）治疗、促甲状腺激素（TSH）抑制迎来更为个体化的策略；新兴的主动监测（AS）、热消融手段、仑伐替尼等新型靶向治疗手段均为DTC治疗带来了巨大进展。陈教授希望未来能够进一步加强ATCA各国合作，为DTC患者带来更好生存。
伊藤研一教授表示，日本甲状腺癌年新发1.86万例，在男性恶性肿瘤居第16位，女性居第8位，同样呈逐年上升趋势；年死亡0.18万例，死亡率并无明显变化。对于PTC，日本依据病灶大小、淋巴结转移及远处转移状况分为极低危、低危、中危和高危四层并予以相应诊疗措施；对于滤泡状甲状腺癌（FTC），则根据是否有远端转移及年龄肿瘤大小等予以治疗。日本还针对极低危的微小乳头状甲状腺癌（PTMC）出版了主动监测的专家共识，要求对肿瘤直径＜10mm、低危PTMC成年患者、无立刻手术指征的患者开展主动监测。若在监测过程中肿瘤直径＞13mm、淋巴结转移或患者意愿改变则需立刻手术。此外，在DTC的靶向治疗方面，日本在仑伐替尼、索拉非尼的基础上新批准了塞尔帕替尼用于放射性碘（RAI）难治和RET融合的晚期DTC患者。在高剂量RAI治疗领域，伊藤教授认为日本仍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索。
安秉喆教授表示甲状腺癌已成为韩国发病率首位的癌种。韩国对DTC的治疗策略与中日类似，主要包括手术、RAI与TSH抑制，但三者应用的积极性有所下降。随着对PTMC研究的深入，主动监测的应用已超过一半，5年生存率也达到100%，主动监测成为了肿瘤直径＜10mm、无淋巴结及远处转移者的低危PTMC主流治疗手段。韩国对PTMC的进展定义与中日不同，出现以下症状则需立即手术：一个维度增加≥3mm或两个维度增加≥2mm（MAeSTro）；TV＞50%或TVDV＜5年（KoMPASS）；影像学的器官侵犯；病理学的远端转移或淋巴结转移；喉返神经或声带的临床受累。在手术治疗方面，随着患者诉求的改变，韩国甲状腺全切手术在不断减少，RAI也随之减少。在系统治疗方面，以仑伐替尼为代表的多激酶抑制剂仍是RAI耐药DTC的有效治疗选择。安秉喆教授进一步探讨了多激酶抑制剂应用时机、基因检测筛选优势人群、不良反应管理等方面，为系统治疗提供了详细的建议。
谋定共识
DTC分议题小组讨论和表决
话题1
甲状腺癌：是否要常规筛查？
本问题由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中西医结合医院徐书航教授引导，其中45%的专家认为需要，48%的专家不同意，6%无法确定。
对于本问题，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崔岱教授不推荐常规筛查，近年随着甲状腺癌筛查的普及，其检出率呈现激增的状况，以韩国最为明显，已有证据显示甲状腺癌的常规筛查可能存在过度诊疗。甲状腺癌属于低风险癌种，早诊断并未降低死亡率，且主动监测可以为患者带来明显获益，因此无需普遍筛查。高雄长庚纪念医院林暐哲教授表示癌症的筛查并不一定意味着必须实施治疗，而是为了深入了解肿瘤特性。通过筛查可以早期发现甲状腺癌患者，并开展主观监测，从而为出现进展的患者采取相应措施。只要平衡好治疗的风险与获益，常规筛查是无可厚非的。韩国蔚山大学首尔峨山医院宋永基教授（Dr. Young-Kee Shong）认为超声筛查无法为病灶较小的甲状腺癌带来获益，也无法发现微转移灶，且大多数甲状腺癌风险不高，因此不推荐常规筛查。
话题2
超声报告系统：TIRAIDS和ATA超声模型，孰优？
本问题由中日友好医院张波教授引导，67%的专家认为TIRAIDS更优，13%的专家认为ATA超声模型更优，20%的专家选择其他或不确定。
对于本问题，韩国蔚山大学医学院江陵牙山医院羅桐圭教授（Dr. Dong-Gyu Na）认为各个国家情况不同，TIRAIDS和ADA的可行性、诊断效应、灵敏度与特异性也不尽相同，韩国一般更倾向TIRAIDS。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崔立刚教授指出目前中国有至少5个TIRAIDS系统在临床应用。ATA可能更关注病灶实体的位置，但对部分边缘不规则钙化病灶的分类不尽人意，北医三院则采用中国自主的C-TIRADS，以适应中国人群。北京协和医院赖兴建教授通过开展3项KWAK-TIRADS、ACR TI-RADS、ATA之间对比的临床研究发现，若病灶结节＞4cm，三者无显著差异；若≤4cm，则KWAK-TIRADS与ATA较ACR TI-RADS更优，且在1cm以上结节表现更好；但对于非特异性结节，KWAK-TIRADS与ACR TI-RADS的表现尚不如人意。
话题3
病理学高级别DTC，临床意义何在？
本问题由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刘志艳教授引导，73%的专家认为“可以指导手术、碘-131等治疗决策”，11%的专家认为“可以关联分子特征”，11%的专家认为“可以进行预后评价”，5%的专家选择“不确定”。
对于本问题，日本泉州市综合医院觉道健一教授（Dr. Kennichi Kakudo）指出可以根据甲状癌的生长速度对其进行分类，生长速度越快风险越高，ki67增殖指数可辅助诊断高级别DTC，有助于对肿瘤风险分层并决定后续治疗方案。新德里全印度医学科学研究所西普拉阿加尔瓦教授（Dr. Shipra Agarwal）表示新版WHO甲状腺肿瘤分类采用形态学指标肿瘤坏死和核分裂像鉴别高级别DTC意义重大。Ki67增殖指数检测十分必要，临床中常规依据Ki67对甲状腺癌进行分型而鉴别高危DTC，并据此推荐治疗方案。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李小秋教授认为通过增殖指数筛选高级别DTC切实可行。50%高级别DTC碘治疗不敏感，应通过分子病理检测发现有效的靶点并予以针对性的靶向治疗。
话题4
低危PTC：积极监测，热消融，抑或立即手术？
本问题由北京协和医院李小毅教授引导，其中71%的专家选择积极监测，12%的专家选择热消融，12%的专家不能确定，6%的专家选择立即手术。
对于本问题，韩国蔚山大学医学院牙山医疗中心鄭起旭教授（Dr. Ki-Wook Chung）指出积极监测的主要目标是推迟手术，而对于年纪较小的患者，长达数十年的积极监测并不具备成本效益优势，因此需要更多考虑患者的选择。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郑向前教授表示对低危PTC会常规选择积极监测，但若肿瘤负荷大、病灶靠近重要器官或存在基因突变则会选择手术治疗。如果没有这些情况，但患者思想压力过大，可以选择热消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罗渝昆教授认为中国患者对积极监测接受程度不足，存在一定心理负担，且中国超声医生的积极监测水平参差不齐。因此，在无法实施积极监测时，热消融术可为患者带来获益，且热消融术后再行手术也是可行的，是可选择的治疗手段。
话题5
甲状腺切除术后淋巴结转移：积极监测，立即手术，抑或 131I治疗？
本问题由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王卓颖教授引导，48%的专家推积极监测，24%的专家推荐立即手术，12%的专家推荐131I治疗，9%的专家不确定治疗手段，6%的专家选择其他治疗手段。
对于本问题，日本信州大学医院伊藤研一教授（Dr. Kenichi Ito）认为如果患者具备可手术条件需要尽可能采取手术切除。韩国蔚山大学医学院牙山医疗中心鄭起旭教授（Dr. Ki-Wook Chung）表示该三种策略均可根据患者表现予以实施。若是微小的淋巴结转移，可以考虑积极监测，若手术条件较好，则会优先考虑手术治疗。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孟召伟教授同意两位专家手术的观点，并指出131I治疗敏感的患者可以考虑131I治疗，若患者淋巴结状态稳定也可以采取积极监测，临床实践中要综合患者治疗医院进行考量。
话题6
复发风险分层指导131I治疗：是否恰当？
本问题由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刘斌教授引导，66%的专家认为需要通过复发风险分层指导131I治疗，19%的专家对此持否定态度，16%的专家不确定。
对于本问题，日本金泽大学医院核医学系若林大志（Dr. Hiroshi Wakabayashi）教授表示日本实施高剂量131I治疗的中心不足，不同的131I治疗剂量效果也不同，因此需要通过风险分成以决策131I治疗强度。新加坡中央医学院核医学与分子影像部颜学先（Sean X. Yan）教授指出该问题需要从RAI治疗敏感与否、根据复发风险确定131I治疗剂量两个维度考量。已有数据显示复发风险较低的患者无法从131I治疗中获益，通过风险分级可以为医生带来更好的个性化选择。北京协和医院林岩松教授认为甲状腺癌的复发风险分层无法真实反馈患者整体情况，临床中应采取实时的、多维度的综合判断去决策是否采取131I治疗。
话题7
晚期RR-DTC的靶向治疗：单靶点抑或多靶点？
上海市东方医院（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郭晔教授引导了此问题的投票与讨论，43%的专家选择多靶点药物，32%的专家选择了单靶点药物，25%的专家选择 “不能确定”。
对于本问题，韩国庆北（国立）大学医院安秉喆教授（Dr. Byeong-Cheol Ahn）表示在临床中会基于患者的基因测序判断使用单靶点还是多靶点抑制剂，从不良反应管理方面考虑则会优先选择单靶点抑制剂。浙江省肿瘤医院方美玉教授认为需要综合考量患者的肿瘤负担、耐受性、既往治疗史、对不同抑制剂的应答表现等因素，因此多靶点抑制剂可能会应对更复杂的状况，但仍需更多临床研究予以支持。日本神户大学癌症中心清田尚臣教授（Dr. Naomi Kiyota）教授指出多靶点抑制剂与单靶点之间的直接对比数据较少，也难以设计此类临床研究。在日本往往会通过二代基因测序明确靶点状况，再有针对性的选择靶向药物。
主席寄语
携手、合作、共赢！
会议最后，林岩松教授、觉道健一教授、安秉喆教授及陈立波教授进行了大会总结发言。四位主席对ATCA、CSCO、与会全体专家、线上10000余名参会听众，以及承办会议的各个企业致谢。随后指出本次会议通过中、日、韩DTC管理现状和热点问题的深入探讨，初步形成了诸多诊疗共识；同时表达了对于ATCA未来的发展寄予厚望，期望亚洲各国专家不断努力开拓，制定出具有区域特色的、适合亚洲患者的甲状腺癌管理策略，并通过ATCA大会的持续举办传扬出去，最终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携手、合作、共赢！
（来源：《肿瘤瞭望》编辑部）
声 明
凡署名原创的文章版权属《肿瘤瞭望》所有，欢迎分享、转载。本文仅供医疗卫生专业人士了解最新医药资讯参考使用，不代表本平台观点。该等信息不能以任何方式取代专业的医疗指导，也不应被视为诊疗建议，如果该信息被用于资讯以外的目的，本站及作者不承担相关责任。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3352号